漢字五千年，白話文百年，網(wǎng)絡流行語十五年，中國的語言還未走出去，中國人還沒學會說漢語。

      網(wǎng)上熱議一封大唐休書，原為1900年莫高窟出土：“蓋說夫妻之緣，伉儷情深，恩深義重。論談共被之因，幽懷合巹之歡。凡為夫妻之因，前世三生結(jié)緣，始配今生夫婦。夫妻相對，恰似鴛鴦，雙飛并膝，花顏共坐；兩德之美，恩愛極重，二體一心。三載結(jié)緣，則夫婦相和；三年有怨，則來仇隙。若結(jié)緣不合，想是前世怨家。反目生怨，故來相對。妻則一言數(shù)口，夫則反目生嫌。似貓鼠相憎，如狼羊一處。既以二心不同，難歸一意，快會及諸親，以求一別，物色書之，各還本道。愿妻娘子相離之后，重梳蟬鬢，美掃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選聘高官之主，弄影庭前，美效琴瑟合韻之態(tài)。解怨釋結(jié)，更莫相憎；一別兩寬，各生歡喜。三年衣糧，便獻柔儀。伏愿娘子千秋萬歲。”

      休書寫得極其委婉、透徹，充滿人情味，富有哲理感。放在而今，呃，也許只是“滾粗”一句，解決問題。“約嗎”、“滾粗”，速戰(zhàn)、速決、速朽。

      中國人語言的問題，本質(zhì)是思維的問題、情感的問題、教養(yǎng)的問題。我們的思維單一化、情感粗鄙化、教養(yǎng)缺如化———以前老一輩說一句“沒教養(yǎng)”，是很重的話，現(xiàn)如今它根本不是個衡量標準，夠不夠“壕”是關鍵。

    百年前的白話文運動，功過需要兩論：其功自不待言，使得語言通俗化，民智開啟，接引科學，也造就一大批語言文體大師，故有論曰“白話文一起步就是高峰”；但其弊端亦很大，與傳統(tǒng)文化隔裂，舊學日后成為破四舊，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成為故紙堆，華學或曰國學，自此難以成為日常風景、禮樂精神，中國人的現(xiàn)代化以西方為標準進行嫁接，先生之風，山窮水盡。

      不會說漢語的中國人，活得很茍且、很麻木、很糟心。

      白話文古已有之，但五四運動給了它地位。

     百年前的白話文運動，并非一蹴而就，實乃其勢必然。其背景是孫中山言“中國三千年未遇之大變局”。曾經(jīng)儒家圣學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因近現(xiàn)代西方思想、科技、制度的傳入，面臨著無以應對的復雜局勢。

      人和人的關系，靠語言，靠一套倫理法則維系；但現(xiàn)代性恰恰是器物的創(chuàng)造和傳播，槍炮、輪船、飛機、電燈、高樓大廈實實在在改變了這種關系，人和物的關系，成為比人和人的關系更可靠的關系。“物質(zhì)”和“經(jīng)濟”使得“資本”的力量日益強大，人和人的關系弱化，人和物的關系強化，此時，社會進步靠的是科學和制度。

      那時，孫中山即翻譯《羅伯特議事規(guī)則》，針對中國人開會效率低，言不及意，放任自流；傳教士在西方報紙開專欄，寫《中國人的性格》，大量描述中國人的不精確和模糊心態(tài)，這也引來魯迅的深深痛心，因此寫出了白話小說的巔峰之作《阿Ｑ》；周作人的白話文已經(jīng)達到某種微妙、豐富的境地，而給當今人看，也許嫌棄其羅嗦，原因僅在于，我們的思維已經(jīng)被馴化成非此即彼的簡單模式，對于稍稍需要付出心智的品味，已略顯無能。

      “書上面一定要有序的么？這似乎可以不必，但又覺得似乎也是要的，假如是可以有，雖然不一定是非有不可。”這段能將人繞暈的話，出自周作人為一本書所作的序。若是交給現(xiàn)在的語文老師，可能就會判不及格，或者要求語言簡潔易懂。但恰恰是這樣的話，正說明著白話文的品質(zhì)，從一開始就能夠傳遞出作者心底最微妙、糾纏的情態(tài)，此等躍然紙上之情，怕是一般作手寫不出的。我們會說：親，這序你到底想寫還是不想寫啊。“捉急”。

      為了科學和制度，白話文放開了。究其實，白話文其活力一直活躍在中國古代民間，有別于士大夫的詩教傳統(tǒng)。中國的四大名著，可以說都是白話文的集大成之作。鄭振鐸在《中國俗文學史》中說：“差不多除詩與散文之外，凡重要的文體，像小說、戲曲、變文、彈詞之類，都要歸到俗文學的范圍里去。”這個俗文學，一直是中國有別于官方文學的一支潛流，在白話文運動時，終于成了主流。

      “白話”一語，就有“講白”之意，即口頭語言，非正式的書面語言。可以說，中國白話文絕非是從五四運動開端的，而只能說它是從五四運動一躍成為官方和民眾所通盤接受的統(tǒng)一性語言。自此，文言文系統(tǒng)幾乎退出了大眾使用的舞臺。“用進廢退”，白話文系統(tǒng)的正式確立，標志著文言文成為保留的活化石，只為研究者使用，而不再是日常性的語言文字工具。

      白話文的流變恰似一個變局，但其中亦有騙局。

      白話文由此有它的傳統(tǒng)及模式演變過程。它并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古典”是它的最重要的氣息和傳統(tǒng)。好的白話文必然是在古典的基礎上形成的。故往往只有通舊學的文學家才能寫出絕妙的好文章來。

      如果把白話文理解成對文言文的“稀釋”，那就大錯特錯了。語言應有的質(zhì)感、體積，語言應有的多義性和詞源性，可能就都會被遮蔽、消失。我們現(xiàn)在往往只知道一個詞的引申義，而對其詞源學上的本來意思，則視而不見。比如“烏”這個字，黑色是引申義，其本義是“黑色的鳥”（因其黑色所以看不見眼睛，故名烏）。在胡蘭成的書中，還會有“烏飛兔走”一說，但誰現(xiàn)在敢說“烏”也是鳥的一種，一定會被當作錯誤。

      除了古典傳統(tǒng)之外，五四運動造就了白話文的第二個傳統(tǒng)，由于有一系列語言大師的成就，這段民國時期的確是意外的高峰，胡適、周氏兄弟、沈從文等不勝枚舉的語言大師們，造就了白話文的現(xiàn)代性。

      但接下來，就是白話文的另一個傳統(tǒng)：無產(chǎn)階級文藝腔。無產(chǎn)階級的語言具有著“暴力美學”和“宣傳機器”的特征。與現(xiàn)代廣告的用語類似，它希望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nèi)植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語言。因此，“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等具有絕對意味、片面色彩的詞匯層出不窮，語言變成了一種精神上的立場思維和不容置疑的先驗合法性判斷。在這樣一個“虛構(gòu)”出來的“想像共同體”的作用下，人類生產(chǎn)和生活模式得到了極具效率的集中式釋放。白話文也因此顯示出了它的另外一面，在某種合謀的關系中，它不得不承擔起一種自欺欺人的功能。

      無產(chǎn)階級文藝腔與“口號”、“標語”、“語錄”之間有著近親的關系。尤其適用于歌頌和批判。其本質(zhì)是培養(yǎng)一種主觀的立場和簡單化的單一思維。現(xiàn)今大多數(shù)中國人的漢語水平，依然像孩子指認電影中好人壞人角色一樣，只要得到一個ＹＥＳ或ＮＯ的簡單判別，就心滿意足了。而對于語言之中的蘊藉、玄奧、可以再三品咂的豐富和多感，則不再關心，也無能為力。

      此外，白話文的流變還有一個傳統(tǒng)是來自于翻譯。其中日文的翻譯和英語的翻譯對它影響甚大。中文中很多西方的詞匯，都是由日文借鑒過來的，如“干部”、“邏輯”等等。而英語的翻譯直接造成了漢語的另一個腔調(diào)：翻譯腔。早期如林語堂的散文，就是用這種翻譯腔寫就的。因為他可以用雙語寫作。他的作品中大量充斥著細節(jié)描寫，具有精確性，句子結(jié)構(gòu)比較長。但缺點就是過于直白，沒有回味的余地，表情達意上總是流于淺薄而沒有深刻內(nèi)蘊。這也是他始終無法在現(xiàn)代文學的地位上往前突進一步的原因。

      而當今用翻譯腔寫作的漢語亦日漸成為主流。尤其是在小說寫作和非虛構(gòu)文體上，幾乎不采用西方的標準和閱讀習慣就寸步難行。畢竟從技法而言，如同油畫一樣，現(xiàn)代小說和非虛構(gòu)寫作都是西式的產(chǎn)物。但至今未見能將中西兩種技法融合很好的文體家出現(xiàn)。若用傳統(tǒng)的中式寫法，未免顯得酸味十足。若用純?nèi)晃魇降膶懛?，又丟失掉了內(nèi)在的味道。漢語因此就別別扭扭地向前滑行著，直到迎來了網(wǎng)絡語言的翻新。

      網(wǎng)絡語言的出現(xiàn)解放了漢語，但也異化了漢語。

      網(wǎng)絡流行語的成因一種是網(wǎng)友自發(fā)使用，形成的熱潮。這是網(wǎng)絡流行語的一支正面力量，頗具有網(wǎng)民智慧。包括像一些新成語的生成，如“地命海心”、“喜大普奔”等。但網(wǎng)絡流行語的最大問題是生命力，其流行程度很難逾越一年以上。

      大多數(shù)漢語作家還會在正統(tǒng)的書寫中，有意識地與網(wǎng)絡語言拉開距離，他們漠視那些熱點網(wǎng)文、網(wǎng)絡作家所擁有的龐大粉絲量。由于網(wǎng)絡中文寫作成為一種可能，類似于像“南派三叔”這樣的網(wǎng)絡中文寫作者，其勤奮程度令人吃驚，每天至少有一萬字的生產(chǎn)量。而網(wǎng)絡作家的高產(chǎn)已逼近倪匡、金庸等高產(chǎn)作家行列（兩千萬字是起步）。

      但真正幕后操作網(wǎng)絡流行語的，卻是各種公關公司和品牌營銷。有時莫名其妙地莫一個熱詞火了，背后往往有強大的利益驅(qū)動和營銷團隊的影子，當然，各種網(wǎng)絡水軍也是必然推波助瀾的因素。“賈ＸＸ，你媽喊你回家吃飯”即是其中的一例。

      如果說，漢字的簡繁之爭，已經(jīng)為漢語的使用帶來一種體制上的傷害的話；網(wǎng)絡語言的生成無疑是從商業(yè)上再一次給漢語帶來傷害。“識繁用簡”已經(jīng)成為大多數(shù)知識界的共識，但如何應對網(wǎng)絡語言，目前尚無科學的、學術的定論。盡管漢語詞典也在不斷收錄一些新產(chǎn)生的網(wǎng)絡詞匯。

      但有一個共識是：網(wǎng)絡語言的出現(xiàn)從某種意義而言解放了漢語，漢語第一次變得無比具有創(chuàng)造力和可塑性?；ヂ?lián)網(wǎng)的“涌現(xiàn)”特征給了漢語一次自我更新和繁殖的機會。但不無令人擔憂的是，它也毫不猶豫地異化了漢語，使?jié)h語的標準化界線變得模糊。這也是當下最令語文老師頭痛的原因———學生的組詞造句已經(jīng)網(wǎng)絡化了：“如果：假如果實可以吃”。

      網(wǎng)絡語言，我們該擁抱它還是屏蔽它？這顯然也是中國人才有的單一思維。但只有這種單一的思維才能引來圍觀和爭議。這是中國人議題設置的技巧。網(wǎng)絡語言是漢語中一道豐富的礦脈，其中蘊含著巨大的能量。其平民化、民主化的諸多特征，都代表著未來的走向。因此，首先要正視它，其次要開發(fā)它。而不是用簡單的思維和情緒去進行接納或排斥。這需要更精深的漢語匠人出現(xiàn)，分崩離析、去偽存精。

      漢語的確在形成增量，但中國人的漢語水平在退化。

      正確使用漢語的呼聲從來未斷過。也很容易為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所利用。全球很多國家都開辦有官方的孔子學院，即是一例。但這種全球化式推廣使用漢語的努力被證明是收效甚微的。它僅止于一個面子工程。

      漢語研究者毛喻原指出：“漢字的早熟性主要是指漢字的那種反進化特征。漢字的發(fā)展沒有遵循由簡單到復雜的原則，而剛好相反，它走的是一條從繁到簡的道路。”從這個角度來講，正如中國文化的早熟一樣，漢語也在簡化和退化。

      類似于“漢字熱”的興起，恰恰反映出人們對傳統(tǒng)漢字的隔膜和渴望。流沙河《白魚解字》、臺灣人寫的《漢字樹》、《澄衷蒙學堂字課圖說》的復原再版等等一系列出版現(xiàn)象，表明了我們對自己的漢字認知還處在一個贏弱的階段。

      有學者認為，由于缺少訓詁、小學的基礎，我們的漢字認知水平僅僅處在一個不斷重復的階段，而對漢字的根源性把握則疏離已久。“說文解字”一類的重新認識漢字的方式正在努力緩解這種疏離。

      擁有什么樣的語言方式，就擁有什么樣的思維模式。維特根斯坦甚至將其上升到一種高度：“想像一種語言即意味著想像一種生活方式”。由于某種人為和強權(quán)地塑造，以致于漢語遭到過全方位的斷裂。我們不再能明白漢語中那“既可言傳、尚須意會”的神韻。無論是商業(yè)形態(tài)還是意識形態(tài)上的塑造，漢語都成為一種工具而不是它本身。

      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之上，漢語自身的豐富性大打折扣。有論者認為漢語是最適合于詩歌與哲理的語言之一，但在實際應用過程中，漢語又是最缺少時態(tài)、缺少精確性的語言。一位文字工作者甚至說：“我經(jīng)常為把‘了’字放在哪里、要不要而大傷腦筋”。一位海外的語言博士說：“漢語常常沒有主語的，只可意會不能言傳。但這也會脫離語境時引來歧義。”有一個藝術家的著名裝置作品叫《今天下午停水》即是如此：沒有“主語”對上午停水負責，也不知是誰導致了上午停水。

      海外漢學家陳世驤則甚為推崇語言文字在歷史中的地位，他曾在《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tǒng)》中說：“人類創(chuàng)作出文學作品用以宣示自己的無上地位，就其井然有序與華彩絢美而言，文學都被認為堪與宇宙比肩。”他對漢語文學的信心也甚高：“中國文學可以被視為歷史與文明中最偉大的凝聚力之一。”然而同時他也觀察到：“它也會引發(fā)停滯，至少也會導致遲緩，所獲得的發(fā)展則通常來自于對異質(zhì)文明的仿效與交融。”

      文學批評家吳亮說：“中國的八十年代，至少為世界貢獻了三個諾貝爾獎。”這是他對中國八十年代的肯定。但同時，面對新世紀的漢語水準，面對一般性的大眾而言，漢語是用途最廣、日用性最高但卻最易受忽略的語言系統(tǒng)，卻幾乎已是定論。

      回到經(jīng)典、重讀原典，是中國人最快速提高漢語的方法。但不知道一心奔向豐裕社會的中國人，是否還擁有坐下來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