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瞭望          2014年02月11日          文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 孫英蘭


應該不斷從語言學的角度探究漢字字形、字音和字義的演變發(fā)展規(guī)律，使之在現(xiàn)代新技術的條件下得以發(fā)展和應用，使?jié)h字“煥發(fā)更燦爛的青春活力”
        在電腦日益普及的當下，中國大眾在漢字書寫方面的水平卻普遍下降，這不僅僅表現(xiàn)在書寫的美觀度方面，更主要表現(xiàn)在書寫的準確性方面，錯別字頻現(xiàn)、“提筆忘字”的情況亦很普遍。國人這種漢字書寫能力的退化正成為一種令人憂心的文化現(xiàn)象，甚至被一些社會學者稱為“漢字危機”。

 電腦真的是手寫體的“詛咒”?計算機真會成為漢字的“終結者”?
        “不會的，漢字會永遠存在。也許隨著時代的發(fā)展，漢字的介質會發(fā)生改變，漢字的傳遞方式會發(fā)生變化。”已是古稀之年的馮志偉教授十分肯定地說。
 專門從事語言學與計算機科學跨學科研究的馮志偉，曾擔任國家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計算語言學研究室主任，他向本刊記者介紹說，“如果從半坡文化算起，中國漢字發(fā)展至今已有6000多年的歷史。漢字也經(jīng)歷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楷書’的演變過程。但仔細研究不難發(fā)現(xiàn)，中國文字的演變與發(fā)展是與其載體、書寫工具、材料等高度契合的。”

 漢字的演變是社會的進步
        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馮志偉詳細介紹了中國文字的演變過程。在他看來，漢字的演變離不開人類社會的文明與進步，從刻在龜甲獸骨上的甲骨文到鑄在青銅器皿上的金文直至用毛筆或類似工具書寫在絲帛上的篆書，文字的形狀無不與它的載體和書寫工具有著密切關聯(lián)。隨著紙的發(fā)明及紙筆的普及，文字成為中國古代教育的一部分。中國古代社會也從刀耕火種向文明社會邁進。
        “隸書產(chǎn)生于戰(zhàn)國的中晚期，至漢代，隸書發(fā)展到了成熟階段，并演變?yōu)椴輹?，漢字的易讀性和書寫速度都大大提高。進入兩晉南北朝之后，糅合了隸書和草書而自成一體的楷書開始盛行，逐漸成為主要的字體，字形簡單也更講究美觀。在楷書盛行的年代，人們并不會因為不能寫篆書、金文而受到嘲笑。正如用不同的載體寫的字形不同，不同時代有不同的發(fā)展。”馮志偉強調說。
       馮志偉告訴本刊記者，19世紀末期，中國漢字曾遭遇西方“打字機”的挑戰(zhàn)。打字機的發(fā)明帶來了歐洲字母文字的進步，但我們沒能解決幾千個常用漢字與西方人發(fā)明的打字機鍵盤的“合拍”。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也試圖用打字機輸入漢字，制造了漢字打字機：一個很大的鍵盤，常用鍵有1000多個，還有‘盤外字’，需要由專業(yè)的打字人員操作，很難普及。”計算機是使用基于拉丁字母的QWERTY鍵盤來實現(xiàn)人機交互的，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馮志偉曾先后在法國、德國留學，他使用計算機研制了世界上第一個漢語到多種外語的FAJRA機器翻譯系統(tǒng)和世界上第一個中文術語數(shù)據(jù)庫GLOT-C。
        馮志偉表示，面對世界技術的發(fā)展，我國政府和一些有識之士也認識到了技術對中國文化發(fā)展的影響，開始著手整理漢字，簡化漢字。但一些人認為這是“數(shù)典忘祖”，極力反對。“實際上，要用歷史的、發(fā)展的眼光看問題，中國的文字是從甲骨文開始的，如果我們現(xiàn)在拋開紙筆，每個人都用刀刻畫甲骨文，那中國的文化還能進步嗎?”
        馮志偉介紹說，中國文字大約有8萬個，有形音義的字大約6萬個，這其中有很多字只能在字典中找到，沒有任何一個中國人能全部掌握。但作為文化，把它記錄下來是十分必要的。“政府把一些最常用的字加以整理簡化，我認為這不是對文化的破壞，而是一種反映時代發(fā)展進步的行為。隨著技術的發(fā)展，中國漢字與西方鍵盤再度融合，文字和技術的矛盾得到解決，這是社會進步使然。”
        與馮志偉持有相近觀點的國際標準化組織術語語言和其他內容資源委員會中方專家周長青認為，文字是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而變化發(fā)展的，這已為歷史記載所證實。
        “假如從漢字書寫‘受到威脅’和‘危及漢字文化傳承’的角度考察，在漢字發(fā)展過程中，似乎可以類比的‘危機’曾多次發(fā)生，乃至如今不僅幾乎所有的人不會結繩、不會刻畫甲骨文，雕刻金文、篆書變成了‘曲高和寡’的藝術，而且在大部分中華版圖上能夠熟練書寫繁體漢字的人同樣并不普遍。歷史發(fā)展到今天，我們普遍接受并使用簡體漢字，漢字文化并沒有‘毀滅’。”周長青說。
        周長青分析認為，漢字每個階段的發(fā)展變化，特別是從繁體到簡體的簡化，大大降低了書寫掌握漢字的難度，在掃盲和促進文化知識的傳播方面功不可沒。“現(xiàn)代信息技術和漢語漢字的相互結合，同樣是社會文明和進步，不應該受到質疑或者過分擔憂。漢字書寫方面出現(xiàn)的問題應該從更深層次找原因。”

 書寫能力退化“并非技術惹的禍”
        從1990年代初就開始從事漢語科技術語研究的周長青向本刊記者坦陳，信息技術的發(fā)展確實給中國五千多年的漢字文化帶來挑戰(zhàn)，浩如煙海的漢字如何進入只有40多個鍵位的現(xiàn)代計算機、漢語言文字和文化如何跟上歷史車輪駛入電腦時代，是每一個有責任心的中國科研人員都曾關注的研究課題。“令人欣喜的是，計算機并沒有成為漢字的掘墓人，隨著漢字信息處理技術的解決，新技術的發(fā)展更多的是為漢語漢字和中華文化的傳承發(fā)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撐。”
        周長青舉例說，原新聞出版總署組織的“中華字庫”工程，預計可編碼字符數(shù)在50萬左右，包括漢字古文字約10萬、楷書漢字約30萬、各少數(shù)民族文字約10萬，工程涉及整理古籍文字量將達二三十億之巨;同樣，經(jīng)國務院批準編纂的巨型類書《中華大典》，收入有兩萬多種古籍、共約8億字，是《永樂大典》的2倍、《古今圖書集成》的4倍，超過中國所有古代類書字數(shù)的總和。
        “如果僅僅用傳統(tǒng)手段，而沒有圖像處理技術、數(shù)據(jù)庫技術和網(wǎng)絡通信技術等計算機高科技手段的出現(xiàn)，像‘中華字庫’、《中華大典》這樣浩大的文化工程根本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也很難讓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獻實現(xiàn)‘永久的保存和無限的傳播’的目的。”周長青強調說，“不能否認，計算機的日益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對漢字書寫的要求，但漢字書寫的困境不應歸咎于技術，而應反思一下我們的基礎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之后的一些職業(yè)、專業(yè)的考核標準。”
        在1980年代研究并發(fā)明了被國內外專家評價為“其意義不亞于活字印刷術”的“五筆字型”輸入法、開創(chuàng)了漢字輸入電腦新紀元的王永民教授，是“把中國帶入信息時代”的發(fā)明家。2013年3月下旬，王永民在接受光明網(wǎng)訪談時直言，當下造成漢字書寫“提筆忘字”的原因是“很多人用拼音輸入”;而把“勤王之師”寫成“擒王之師”、“志哀”寫成了“致哀”，等等，都是按音輸入的結果，是長期在教學和使用中“拼音獨大”造成的。
        王永民說，“我們的中小學從入學開始，先教漢語拼音，很少教學生寫漢字。學生們對漢字的橫、豎、撇、捺、折，對漢字的上下、左右、包圍結構不甚了解。這樣一來二去，使我們的青少年包括成年人，從思想觀念和習慣兩個方面，淡化忽視了漢字的‘形’;同音選字，棄形留音，用同音字胡亂代替，就出現(xiàn)了當前漢字的‘沙漠化’傾向。讀書人越來越不會寫字了，這可謂是中國文化史上從未出現(xiàn)過的嚴重危機!”
         究其根源，王永民認為是源于我國漢學界百年來一直有的一個錯誤認識，那就是漢字是“落后的文字”。
 王永民告訴記者，這本來是近代以來外國列強蔑視中國并企圖瓜分中國時惡意制造的輿論，可是我們國內也有不少學者追隨西方思想文化中的所謂“語音中心主義”，人云亦云地認為人類文字的發(fā)展規(guī)律是“從象形到會意再走向拼音化”，認為這是“世界文字發(fā)展的共同方向”，認為漢字必須“走拼音化的道路”，否則就沒有出路。
        “一些學者認為中國近代的落后是由于技術落后，技術落后是因為教育落后，教育落后則是由于漢字落后。”王永民說，“他們的初衷也許是好的，但我們的漢字，是靠字形來全面記載它的音、形、義三大屬性的?？孔x音根本是不行的!在最小的GB2312國標字集中，yi音字有111個，shi音字有218個!只教拼音不教漢字，就等于說這些字形不同的字是可以‘通用’的!”
        在他看來，造成“提筆忘字”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學校只重視教拼音而不重視漢字的“形”，漢字構形中包含的文化元素丟失了，淡化了。“如果我們從上小學開始，在認字的同時就注意寫字，更多地教漢字的‘理據(jù)’，教《千字文》《弟子規(guī)》《三字經(jīng)》，把字一個個認識了，不同的形賦予不同的字義，那么將來錯別字就會少得多。”
        王永民強調說，“中國語文是‘字本位’的，字有限，詞無邊，是以字為基本單位的，字才是本。現(xiàn)在的教學是‘拼音至上’，實際上是丟失了漢字文化，而漢字文化無疑正是中華文化。”
        對此，馮志偉也持贊同意見。 馮志偉說，中國漢字既是文字又是藝術，它講究框架，書寫要求正確而且美觀。隨著紙與筆的出現(xiàn)，文字成為中國教育的一部分。如舊時代的私塾、童蒙教育，有范本、影寫、描紅，等等，寫字是有文化的表現(xiàn)，字寫得好壞是一個人文化水平高低的標志。
        他建議，“我國基礎教育應加強寫字課的教育，讓學生了解中國文字的演變發(fā)展歷程，使其對字、對寫字產(chǎn)生興趣，甚至把能不能寫字、能不能寫好寫對作為教育考試的一部分;還應在公務員考試、職稱考試等社會各種考試招聘中予以體現(xiàn)，以補救由拼音造成的一些后果，緩解漢字‘失寫癥’這樣的現(xiàn)代文明病。”
        馮志偉同時指出，漢字拼音化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但在推動中國信息化進程中，漢語拼音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馮志偉介紹說，隨著計算機進入國內，我國在上世紀80年代初公布了第一批6763個基礎漢字和漢字編碼字符集的區(qū)位碼，把漢字和區(qū)位碼對應起來，使?jié)h字和QWERTY鍵盤連接在一起，漢字可以借助于區(qū)位碼輸入了，但只有經(jīng)過培訓的專業(yè)人員能操作，多數(shù)中國人并不能享受到計算機的便利與快捷，直到王永民發(fā)明了五筆字型輸入法。但“五筆”同樣需要拆解漢字，需要強行記憶，普及有一定的難度。
        “當時的國家語委(即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也收到很多編碼方案，而漢語拼音隨著基礎教育在我國已經(jīng)有了廣泛的群眾基礎，它是漢字的注音工具，也是拼寫漢語的工具。能不能利用漢語拼音的特點研發(fā)一種容易掌握普及的輸入法呢?后來我們研究室提出按詞輸入的設想，并與北大電子儀器廠合作開發(fā)了‘智能ABC’拼音輸入法。有關方面的調查結果顯示，目前有80%的人采用拼音輸入。”
        馮志偉表示，隨著社會的進步，文字的載體有可能會發(fā)生變化，文字的形體也會發(fā)生演變，但漢字永遠不會消亡，這是中國文化得以傳承的根本。

 “要研究漢字，要愛漢字”
        針對目前漢字書寫遭遇的尷尬，周長青認為，應客觀分析，反思我們的教育，反思我們自身對漢字、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理解與尊重。
        周長青分析說，我國在基礎教育階段要求學習和掌握的漢字，如果真正做到100%的理解和掌握并能夠應用自如的話，人們應該能夠達到較高的漢語語文水平?？蓪嶋H上，從初等教育結束或者完成高考開始，除非專門從事語言文史類相關工作，許多人不會再遇到對漢語水平的專門要求。隨著時間推移，大部分不太常用的字、詞，都會被淡忘，這似乎與技術無關。
        與此相反，“對外語，則從此開始，各種要求、標準或是考核都是必須的，乃至決定了人們的前程——即使一輩子的工作與外語無緣，也要參加外語考試，否則就會影響職稱評定、重用提拔。”在周長青看來，在信息時代，漢字的發(fā)展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除了教育部門，社會各界也應對我們民族的文字語言文化高度認同并充滿敬意。
        王永民的表述更為直白。他說，“我覺得我們的教育界，要真正地端正認識，要研究漢字，要愛漢字。漢學大師饒宗頤先生曾說過：‘漢字是中國文化的脊里骨干’，愛漢字就是愛中華文化，這是提高我們國家軟實力的重要內容。”
        王永民認為，當前亟需從基礎教育入手，從娃娃抓起，改進漢字教學，“不但要教拼音，還必須教漢字的字形、教寫漢字。使廣大青少年對漢字的筆畫、結構，對漢字的文化內涵有更深層次的認知。”
        一位不愿具名的教育界人士表示，教育部門曾采取制定中小學生漢字書寫等級標準、書法進課堂等措施，要求學生不僅要會認、會寫漢字，還要寫得規(guī)范和美觀。這無疑是一件好事，但若不改變漢語教學的基本方式，依然以教拼音認字為主，僅把寫字當作一門類似于唱歌、畫畫的所謂提高“素質”的閑課來對待，很難有實際的效果。
        接受本刊采訪的專家表示，漢字書寫能力退化的問題反映出的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發(fā)展和傳承過程中面臨的嚴峻挑戰(zhàn)。除了要采取相應政策措施加強漢字書寫能力的培養(yǎng)之外，更主要的是，要在提高中國文化軟實力、賦予傳統(tǒng)文化更多的新意上多下功夫。
        英國生物化學家、漢學家李約瑟在他撰寫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說：“中國的文字是三千多年以來一直保留著與拼音書寫法顯著不同的象形書寫法的唯一文字。”因此，應該不斷從語言學的角度探究漢字字形、字音和字義的演變發(fā)展規(guī)律，并使之在現(xiàn)代新技術的條件下得以發(fā)展和應用，使?jié)h字“煥發(fā)更燦爛的青春活力”。
        唯有全社會共同認識到傳統(tǒng)文化對整個民族的重大意義，才能從根本上扭轉國人對漢字語言和文化的距離和漠視感，喚起每個公民對傳統(tǒng)文化的熱愛與親近。